慈善，需要信仰帮你放下道德优越感

原野

先讲讲我经历中跟慈善有关的几个小故事：

——在当仁爱心栈义工的时候，每天早晨免费奉送爱心粥，有一个路人指着我们批评，“那么多山区的孩子不管，那么多灾区的灾民不管，你们有钱就跑到这里作秀。”

——曾经参加过一个小型的草根NGO聚会，很多挣扎在生存线上的小型慈善组织，不断地抱怨这个社会，彰显自己的无私，充满了怨气。后来，那次会议里的不少组织销声匿迹了。

——我曾经就职的一家企业CFO说到自己的老年，希望找一家大型的慈善组织，负责里边的基金管理，“虽然收入比我现在少一些，但会使人的余生变得更有价值。”

三个故事其实是我对中国慈善的三个疑问：公众对于慈善的误解，善良是否有优先级?慈善组织的目标、动机和实现方式到底是什么?一个慈善组织如何建立完备的体系和制度，才能吸引跨国公司的企业高管?

最近读到一本书《善的力量——学诚大和尚谈慈善》，虽然没有正面回答这三个问题，但在红十字会等官方组织面临信任危机、社会慈善组织苦于生存的背景下，为当代中国慈善回答这个三个问题，找到了颇有希望的理论基础——宗教慈善，以出世之心行入世之善，用拯救自己的心来布施，或许会破除我们在世俗生活中无法解决的道德困境。

作秀？慈善？善行有高下吗？

首先慈善是不是作秀，慈善的项目是否有高下之分?我们时常容易产生一种对立心态，譬如中国载人航天有了突破，就会有人指责说不如把这些钱都捐给灾区;抑或是我们奉粥、有人选择救助取胆的黑熊，就会有人说“还有失学儿童”这样更紧急的事情。在世俗社会中，“善行”是分高下的，救助山区失学的孩子，要比随手捡起身边的垃圾“更高尚”，然而这种高尚的行为往往距离我们的生活很远，我们多数时候也只能力所能及地捐一些钱，于是我们很自然地认为捐给这里比捐给其他地方更高尚。佛家讲这是“分别心”，“至道无难，唯嫌拣择”，当我们心中多了这许多分别，慈善往往成了我们生命中的点缀，或者成了炫耀的资本。种种对于慈善的误解，成为中国慈善的阻碍，富裕者可能缺乏慈善的根本动力而止步不前，普罗大众又以为慈善是富人的专利敬而远之。却忘了“人人享有慈善”，当我们拣择是助学还是奉粥的时候，忽略的是改变自己的心。

因此学诚大和尚说宗教慈善是“心的慈善”，不仅重于“行”，且重于“心”，学诚法师引太虚大师在《怎样来建设人间佛教》一文中所言：“人间佛教，是表明并非教人离开人类去做神、做鬼，或皆出家到寺院山林里去做和尚的佛教，乃是以佛教的道理来改良社会，使人类进步，把世界改善的佛教。……因世人的需要而建立人间佛教，为人人可走的坦路，以成为现世界转变中的光明大道，领导世间的人类改善、向上进步。”在《建设人间净土论》一文中太虚大师更进一步提出建设人间净土的理想：“人人皆有此心力，即人人皆已有创造净土本能，人人能发造成此土为净土之胜愿，努力去作，即由此人间可造成为净土……”



学诚法师
做慈善，请去掉道德优越感

中国慈善发展至今，大多依靠政府之力，如何动员社会慈善的力量，始终是个痼疾。一方面是体制问题，一方面的宗旨缺失。慈善的社会动员如何寻找统一的精神动力，不是凭一腔热血就能实现的，中国大量的草根NGO和NPO，怀有改变世界的雄心，但另一方面是基于对现实的不满，或者由慈善产生出一种道德优越感。这种心态和方式容易产生强烈的对抗心理，譬如环保问题、外来劳工问题，往往与社区建设、工业化诉求等复杂的发展问题纠葛在一起，这时需要有深入的研究、自他相换的“共情”、引入多方力量、寻求另一种出路，需要特别丰富的慈善方法论与社会资源，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非强制的外来介入。中国慈善的起步阶段往往忽略了这个问题，因此造成诸多误会。

究其原因，不过是行善者不愿放下自己的道德优越感，是以才有我见过很多草根慈善组织中的诸多怨气。当我们处于道德制高点的时候，似乎有了批判一切的权利，但个人的认识毕竟有限，在面对诸多“地方性知识”的时候，介入者要承认自己认知的有限，也要对中国当下的复杂性有所了解。是以学诚法师引《华严经·普贤行愿品》：“诸佛如来以大悲心而为体。因于众生而起大悲，因于大悲生菩提心，因菩提心成等正觉。……以于众生心平等故，则能成就圆满大悲;以大悲心随众生故，则能成就供养如来。”又引《大丈夫论》说：“有悲无智，非智者所爱;有智无悲，亦非智者所爱，能障无上道。智不与悲心相应，能障无上道智，菩萨以为无智。”培养慈悲与智慧，依靠信仰的力量放下我们自己的执着，才能在各种现实困境中寻求突破。

仁爱心栈

慈善的制度化

关于慈善的制度化，那位高管想在几年后进入慈善组织工作，能够接纳这样级别的慈善组织，必定是已经发展成为数亿乃至数十亿基金运作，需要更加复杂的项目和基金管理的组织，这种组织在西方并不少见，还有台湾的慈济功德会。我们会发现，这些大型的慈善组织，不少都有宗教背景，西方的宗教背景为其慈善提供了大量的精神支柱，新教不仅用潜心工作、少欲知足而侍奉上帝的伦理催生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将很多资本导向了“奉献”的向善之力。而慈济功德会也在台湾提供了一个佛教的宗教慈善样本，大规模的赈灾、医院、骨髓库等慈善体系的建立，也源于证严上人关于“人间菩萨”的论述，究其理论基础就来自于太虚大师当年的“人间佛教”的体系。

学诚法师在本书中也梳理了历史上的佛教与慈善的关系，“从印度瓶沙王和中国北魏以来佛图户的解放奴隶及免囚保护运动，智者大师、善导大师等高僧大德以威德感召猎户、渔民、肉贩自动转业的懿行，到现代佛子们对保护动物组织及生权平等运动的积极投入;从梁武帝的孤独园，竟陵文宣王的福德舍，到现代佛教界在养老育幼方面的各种设施;从阿育王的药藏、齐文惠太子的六疾馆、唐朝的养病坊、宋代的福田院到现代佛寺创办的医院、诊所;从古印度、西域五年一次的无遮大会，到中国梁武帝、日本推古天皇等人推行的无遮大会;从北魏以来的僧只粟到现代佛教团体跨国越洲的救济行动;从宋代以来的漏泽园、义冢到现代佛教组织的施棺、施龛，乃至安宁病房、往生助念等，利济了无数的众生。比如说火化、骨灰寄存，就是随着佛教传入的。中国传统中对死亡者遗体的处理方法是土葬，佛教传入到中国以后，火葬的做法才一并传入中国。此外，每逢战乱，佛教寺院无不主动收容军民，提供粥食;每到荒年，佛教僧侣也总是心怀悲悯，奔走救济，尽施寺物，不以为苦。”

20世纪30年代，由佛教组织参与的慈善机构纷纷筹款输捐实施赈灾。1917年秋京津地区水灾，高鹤年、王一亭、狄楚青等居士在上海组织佛教慈悲义赈会，从事灾区赈济事宜。1919年长江水灾，上海佛教居士林积极筹赈、施医、施药、施粥、施衣等。1920年，吴璧华居士见华北各地灾情严重，组织佛教筹赈会劝募巨金，亲赴灾区放赈，又设收容所于各灾区，安置灾民。各地寺院、佛教团体均有类似举措。”

佛教的慈善事业“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慈善，更是精神上的慈善。受到帮助的人，一方面得到物质的援助，同时心灵也得到净化;另一方面，我们救助别人的同时，也是提高自己道德、升华自己人格的过程。”这种心灵慈善为中国当代提供了信仰来源，在此基础上，需要宗教慈善在制度上有更大的突破。在书中，学诚法师就特别提到，在过去印度佛陀时代提倡供养制度，传到中国，历代禅门提倡农林生产，到了近代太虚大师又再提倡工业社会的工禅合一。现在则有基金会制度;未来，以原始佛教的供养制度，结合农禅、工禅生产而发展出适合现代的经济制度。传统重出世，可以避开世间，不问社会。人间佛教重入世，凡社会政治、经济、教育、科技等等就都必须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参与。以信仰为基石，用现代制度为保障，以出世之心行入世之善，才是在消费时代唤醒社会慈善力量的契机。

琪琪

原野 发表于 2015-10-2 1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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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无处不在

张马丁

慈善要制度化、要市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