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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辟邪观主
近日,又一起魏则西式悲剧引发新的公共关注。一位叫周洋的病童因使用天津权健公司产品耽误治疗而病逝,其父在病童去世三周年祭日向社会发言,这引发人们对保健产品和产业的思索。
通过魏则西事件,人们知道,这类新闻的基本要素是:病患病症严重,往往为绝症,而网络搜索提供宣扬虚假疗效的保健品或药物代用品,病患家属花费重金,最后,病人不治。稍加回顾,不难发现,这类新闻之所以激发巨大的社会抨击热情,主要原因在于相关保健品产品和产业的虚假宣传,所以,人们批评的主要标靶往往也是这些公司。 (患者周洋生前服用的权健公司“抗癌”产品 图片来源:丁香医生公众号)
这类事件之所以引发巨大社会关注还有个原因,那就是这样的生命悲剧一而再、再而三发生,表明背后必然存在强大的社会原因和机制。这一点,人们往往归结于“加强监管”四个字。这四个字固然是任何职能部门的权责,但历经多起,不禁要问一个起码的问题:究竟怎样才能有把握地减少或最大程度地避免这样的事情呢?再充沛的激情也不能代替切实的思考。
首先必须明确,患者家属与有关公司的司法博弈,这对家属是基本权利,对公司而言,可未必是负面消息——家属不是法官,公共言论者也不是。那么,抛开官司两造的自我意见,站在社会公共利益的立场看,要通往避免魏则西悲剧的美好社会,我们到底还缺什么呢?
稍有常识可知,我们的社会监管系统不可谓不强大,甚至庞大,但每遇事群情汹涌,然后呼吁加强,加强再加强,似乎于避免悲剧并无显著效果。何则?因为更简单的常识:古往今来,哪怕玉皇大帝,包公再世,没有一个行政部门或官员,可以代替我们去生活,去解决生活中的一切危机和挑战。因此要有健康的媒体,要有公正的法院,要有公众的声援和关注,要有制度化的救济与慈善。总之,要有社会的各种系统。 (妻子狂买保健品要拿扁担挑上楼,老伴无奈求助媒体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在类似魏则西和周洋的悲剧中,人们看到,促使家属去接受不可靠的虚假治疗,其原因最首要的是两个:缺钱和焦虑。疑难疾病的现代先进医疗是昂贵的,其科研和设施昂贵,其医护培训昂贵,其药物研制和销售昂贵,可个人的收入是有限的。而中国社会,在工薪阶层和广大农村,很多群体收入低下,又不会有可靠的保险等保障。那么,我们是不是因此可以说:有些人的生命因此就是可以放弃的?
说到钱的问题,即使在发达国家,如果置于类似中国的家庭财政状况,大病和疑难重症的治疗,照样是单独家庭难以应付的。足够覆盖的保险金额,自然意味着足够多的保费,这种事没法做完美的设想。因此就需要公共的慈善介入。现在人们常见网络众筹就属于一种方式,但这毕竟是基于临时和个体的捐献,资源是有限的,而如果有可靠而运行良好的慈善基金,则无力者遇到类似情况时就会有好得多的照顾。
可是,一个社会要有良好和普遍的慈善机构,同时又足以制度化地监管这些慈善机构不是借机谋取私利,因而使慈善事业和社会公益之心得以蓬勃展现,则除了需要互助和良善的社会风习,尚需要制度化和法治化的保障。如此,这类机构才能在阳光下畅通运行,以便发挥其必要的作用。慈善事业是一个社会的互助,自我救助与利他精神的体现。慈善事业不是也不能是一种公权力运作。
任何社会都可能有不良商家。商业以谋取经济利益最大化为首要目标,这本身并不是特别的道德过恶,问题在于,从商品的质量检验与检测,到广告的虚假陈述,到搜索网络的图利乱来,这些光靠个体受害者或公义媒体人的努力是不可能有效抗衡的。同时,由于司法处置主要是事后惩罚性的应对,因此,也不能靠一种司法万能的观念去思考这类问题。 (陕西咸阳,八旬老人花10余万买保健品堆满卧室,坦言“吃得胃不舒服”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直接说,在个体与公权之间的,本应有强大和多元的社会组织,这些组织在很大程度上能帮助和保护个体免受不法商家的祸害——我们的社会,有多少具备高公信力的医疗机构或医疗信息提供者?有多少足以自立和自给的非营利的公益性志愿互助机构?有多少有力的类似案件的公益性司法资源提供者?有多少可信而且专精的媒体?这些也许互相不无竞争关系的机构在个体需要时提供必须而且是免费的帮助。可我们有吗?如果有一些,它们今日的处境如何?
悲观一点说,在公权的上层机构与茫无头绪的个体患者之间,中间可靠的社会组织几乎是没有的。即使个体,在这类事件中,由于其沉痛和无可替代的损失,公众出于自然的义愤,很自然会将悲情倾泻于肇事的有关商家,但仔细观察此类案例,不得不说,退出正规的医疗机构,将亲人的生命托付于侥幸的“神药”,当这样决定时,病患的家属没有失误吗?这就牵涉到社会上普遍的错误医疗观念与知识。
现代科技日新月异,但尚不能完全应付魔高一丈的疾病。古老的安慰剂性质的神秘主义医疗观近年有愈演愈烈之势,原因何在?世界上很少有与正常医政药政部门并列,甚至气势更雄的传统医药行政系统,惟我国有之。当古代意识形态化的神秘主义医药观念借现代行政的强力推动而向社会灌输,病患者家属在急切和焦虑之下会抱万一之心,这不是很正常的吗? (保健治疗仪销售店里接受免费治疗的老年人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网络上经常出现激烈的争议,反对者借现代知识普及试图驳正部分公众错误的医疗知识,但试问,如果公权背书的话,什么科普可以真正取得广泛的社会效果呢?有人指责商家的唯利是图与不顾人命,可保健品本身并不一定必须是邪恶的产业,只是其自身的发展和运作需要受规范的科技与制度约束而已。如果缺少这种约束,社会拿它们没办法,与其说是商家的问题,倒不如说是社会自身的问题。保健品产业并非中国特有。
所以,对于魏则西式悲剧,或许我们首先要考虑的并不是对无良商家的暴击,而是要忍住冲动,先做一点冷静的思考。生命是人世间最可贵的,一个社会不珍惜生命,那就是直接意义上的自我毁灭。而为了保护和爱惜生命,人们需要审视我们的社会,需要不断自问:通往没有魏则西和周洋式悲剧的世界,我们到底需要怎样的一个社会?对这个致命的问题,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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